總說: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所典藏臺灣主題相關之19世紀攝影資產,歷年來陸續入藏有早期如1869年愛德華士(St. Julian Hugh Edwards)所拍攝的〈挖掘熱蘭遮城〉等影像、1871年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所拍攝的臺灣南部之照片、數冊珂羅版印製的攝影圖像出版品、一部分個別的蛋白相紙照片、以及數冊私人的相簿。其中有一冊登錄號為NCP201-024-0192的相簿,其拍攝時間與地點明確,內容揉雜了相簿主人翁–今村巳之助於1897-1898年時在臺灣的個人生活、見聞、工作狀態與時事紀錄。這些貴重的歷史資料,在型塑百年前的臺灣模樣時,在具體的影像對照方面,提供後人相當大的參考作用。
今村巳之助其人其事
今村巳之助,出生於日本的明治時期(推測為己巳年、1869(明治2)年出生),為地形圖測量技師,來臺前曾短暫擔任日本皇居宮殿(1888年落成)起造的圖工。今村巳之助參與製作的地形圖傳世甚多,有因軍事用途而測繪如:《三宅島:第一師管伊豆國》(1889)、《多良間嶋:第六師管琉球國》(1890)、《硫黄嶋:第一師管小笠原群島》(1891);受日本地方或寺院委託所測繪的《大本山總持寺全景》(1922)、《信飛越山勢一望圖》(1925)、及《京都名勝鳥瞰圖》(1928)等。而典藏於日本東京三之丸尚藏館,由東京市呈獻給大正天皇(1879-1926),用以祝賀其即位的《東京名勝圖.萬歲樂圖衝立》(1915),其中的東京市地圖部分即由今村巳之助所繪,為其典藏於重要博物館內的著名作品。
依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典藏的一紙1895(明治28)年7月23日日本陸軍省給臺灣總督府的《臨人進第六二九號》公文,以及1897(明治30)年7月1日《臺灣新報》之〈軍屬の新任〉報導推斷,今村巳之助應是於1897年7月之後來臺的技術人員,任職於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製圖所。
近代日本攝影、軍事與地圖測量的經緯
因此相簿作者職務類型特殊,我們可略從近代日本攝影開端,及其與軍事及地圖製作的關聯談起。攝影(写真)技術約在江戶幕府末年時傳入日本,早期皆由赴日的歐美人士掌握是項技術與材料,1861-1862年間,長崎及橫濱等地陸續開始有了日本人自身開設的寫真館。30多年後1890年代,攝影技術在日本經過幾個世代的發展與演進,在大城市如東京、名古屋的商業區中已可見到寫真館林立的情形。
而近代日本的攝影與軍事行動間的關聯乃從西南戰爭(1877年2-10月)開始。當時著名的攝影家上野彥馬(1838-1904)被委任以「戰況景況攝影(戦況景況撮影御用)」之工作,他帶領了助手2人及器材挑夫8人,組成了一個11人的攝影隊,在危險的戰場實地從事拍攝及照片製作,留下了約100幅的影像史料。而除了上野氏所拍攝的相片之外,日本的「參謀本部」地圖課也於1878年完成西南戰爭相關照片2千餘幅的製作。
而關於此「參謀本部」地圖課之由來,近代日本官方對地形地貌的測量,地圖製作等國土測量開發的科學性調查工作,可由1869(明治2)年成立的「國土地理院」為嚆矢。另一方面,日本軍方因應情報及資訊收集,於1871年設立「陸軍省參謀局」,其工作項目即包含地圖測繪製作。1878年此單位改稱為「參謀本部」,設置有地圖課及測量課等。「國土地理院」與「參謀本部」的地理測量業務後於1884年合併統由「參謀本部」辦理;1888年,日本「參謀本部」正式成立外部單位「陸地測量部」,負責地形測量及地圖繪製人才培育及相關地圖繪製工作。日治初期由日本陸軍測量部於1897-1898年間發行之《台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其製作發行時間與今村氏在臺工作時間重疊,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關聯,有待後續深入探討。
此時期地圖測繪主要是以三角測量法進行,並以19世紀發明的攝影術輔助之。而此相簿作者今村巳之助在臺灣工作告一段落返回日本之後,有一段時間是任職於此「陸地測量部」,他曾以機構名銜發表著作。
由此來看,日本在軍事目的下繪製地圖,在地形測量上與攝影的技術關係密切。從今村巳之助在臺灣總督府從事的工作來看,不難判斷其對攝影技術及相關的資源應有高程度的掌握與應用,才能在19世紀末的臺灣拍攝這麼大量的攝影作品。
照片的拍攝時間與地點
此相簿保存了130張的照片,內容為今村巳之助及其同僚在臺期間之見聞、工作與生活狀況。
今村氏應是於1897年7月之後來臺,任職於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製圖所。從相簿內登錄號NCP2016-024-0192-122的照片旁註解文字來看,標示了「明治31年8月 今村技手送別會紀念寫真」字樣,此應是相簿內拍攝時間最晚的照片,並記錄了今村巳之助在臺最後活動。是以此相簿內關於臺灣的照片拍攝時間,推斷應落於1897(明治30)年7月至1898(明治31)年8月間。
拍攝地點大部分位於當時的臺北城內、艋舺、大稻埕三區與臺北近郊等地,其主要活動區域除了臺北北門附近的陸軍幕僚本部製圖所外,亦有走赴圓山、劍潭、公館、新店一帶進行測量與攝影的照片。另外還有少部分臺灣東部的原住民地區系列照片,以及部分日本及中國的照片等。
而此相簿內的130張照片應非全由今村巳之助拍攝,由照片旁所附註的訊息來判斷,可確認的拍攝者有三位,分別為今村巳之助、臺灣總督府技手江沼久次郎以及拍攝臺灣東部的原住民地區系列照片的陸軍參謀步兵大尉鯉登行文(1861-1905)。但絕大多數的照片應是由今村氏所攝製而成。
19世紀末殖民他者鏡頭下的臺灣片段
相簿所內拍攝臺北城樣貌照片,可用來理解日治初期時的臺北仍維持著清代城廓樣貌,乃是由城內、艋舺、大稻埕等三個早期開發區域所組成的三市街城市生活空間。此相簿中可見到有著護城河及大木橋的臺北南門舊景。現已不存,當時被日軍轉作為醫療處所的臺北文廟、武廟。前方有著大水池的龍山寺、艋舺的祖師廟,以及洋館林立的大稻埕碼頭等。臺北城市開發的原點,與淡水河岸的商業貿易活動息息相關,在此相簿的照片中可得到若干驗證。而從其留存的傳統民俗宗教活動及歷史街區影像來看,此地的常民信仰文化在本質上而言,百年以來未曾變動過。
相簿中尚有記錄當時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系列照片,如1897年11月18至19日於臺北所舉行的「招魂祭」。1898年4月30日為歡迎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於臺北圓山公園舉辦的「官民大懇親會」、以及1898年8月臺灣因颱風及後續氣流而引發的「戊戌大水災」等,這些紀實的影像,對照現今所留存的報刊文字紀錄資訊,成為極為珍貴而真實的歷史資料。
此相簿內的照片,拍攝人物的照片約有40餘張,比對其拍攝背景地點,有相當多數量的照片是攝於當時的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官舍內部,或原為清代臺北城欽差行臺、在日治初期轉用為臺灣總督府官廳的後庭。而拍攝的人物對象,多為著正裝擺拍的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軍官,這些肖像照片藉由相簿旁註記的毛筆手書,可對應至日治初期來臺部分軍人及官員的職名錄。這些人物以往只能從文獻中見其姓名職稱的描述,罕有人物的實際照片體現其形象,藉此相簿照片可勾勒出人物當時的樣貌,具有相當大的歷史考據價值。照片中除了正裝擺拍的肖像照外,其中亦可窺見今村及其同僚在臺生活中的樂趣與憂患,以及面臨嚴峻現實中的天災、疾病與死亡的考驗。
此線上展以〈19世紀末的臺北城內城外〉、〈信仰多元–臺灣民間信仰、基督教、以及日系佛教〉、〈招魂祭〉、〈官民大懇親會〉、〈風師雨伯之害–1898臺灣戊戌大水災〉,以及〈人物顯影〉等6個子題來介紹此相簿內的豐富影像。並透過這些珍貴的照片,呈現百年來的臺北城的變遷與與歷史的更迭。
參考資料:
1.臺灣總督府,〈永久乙種第二門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六)》,國史館館臺灣文獻館。
2.岡塚章子、金子隆一、說田晃大,《国宝ロストワールド:写真家たちがとらえた文化財の記録》,小学館,2019年。
3.今村巳之助之妻為系子(青木系子),1875(明治8)年3月生,1898(明治31)年1月6日與今村巳之助結婚、1899(明治32)年8月29日產子彌太郎,產後調養不良,於9月5日病逝,行年25歲。今村巳之助曾於1897(明治30)年12月30日為婚禮前的系子拍攝個人照片一張。
4.日本山岳會《會報》於1944(昭和19)年7/8月號曾刊出今村巳之助於東京車站內因摔倒而右手骨折受傷之消息。
5.鯉登行文,日本陸軍中佐,1861(文久元)年11月3日出生於上野國勢多郡(今群馬縣)。1905年3月9日於瀋陽田義屯附近戰死。勢多郡誌編纂委員會,《勢多郡誌》,1958年,頁981。
6.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例〉,《圓光佛學學報第三期》,1999,頁383-422。
7.〈第二版〉,《臺灣新報》,1897年11月20日。
8.〈第八版〉,《臺灣新報》,1898年5月6日。
9.〈第五版〉,《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8月9日。
10.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246。
11.黃剛,〈有關前英國駐淡水領事館的一些探討(1861-2013)〉,《臺北文獻》,2013年。
12.李瑞宗,《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臺的新透視》,南天,2007年。
13.《地図・測量技術者の仕業》,2016年。
14.臺灣總督府,〈第一回暴風雨被害報告〉,《明治三十一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四卷》,1898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5.楊士葳、鄭盛懋,〈1898年西北颱重創臺島:淡水河與濁水溪受衝擊〉,中央氣象署南區氣象服務網站資料https://south.cwa.gov.tw/inner/UaOD1668061507fVAc。檢索日期:114年5月12日。
16.此相簿部分詮釋資料特別感謝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沈佳姍副教授的協助研究撰文。
17.原始題名中之難以辨識之手寫日文字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