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總說
劉安明（1928-2022）的攝影生涯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跨越了臺灣二戰後的冷戰美援與戒嚴時期、經濟產業轉型從農林漁牧到工業和製造業、傳統鄉村到現代城市發展到戒嚴後的多元文化社會。他的寫實影像捕捉了幾個世代臺灣人的生活樣貌與文化記憶。
晚年，他曾於訪談中說過：「寫實啊，越挖是越深吶，還是回到我們純真吧！」 而1955年他在屏東市所開設的相館，取名為「真藝」，其含義即是期許自己莫忘追求「真實」與「純真」的攝影初衷。 因此，此線上展以「寫實的純真」為名，延展日語的「寫真」一詞成為「『寫』實的純『真』」來說明劉安明寫實攝影歷時不變的核心精神。
劉安明，1928年出生於屏東海豐。海豐是一個位於閩客交界處，以福佬族群為主的小村落，而劉安明的父親來自於萬巒鄉五溝水的客家庄，因此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家庭教育傳承了客語與客家文化，村落鄰里交往中也使得臺語與福佬文化成為他身份認同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因出生於戰前，接受日本教育，劉安明也通曉日語。雖然因為家庭經濟的壓力在小學畢業後沒有繼續升學，但1943年，年僅15歲便在日本人開設的「本多寫真館」當攝影學徒，雖然僅持續了一年多，也因此開啟了他的攝影之路。劉安明與「本多寫真館」的淵源是因為他所景仰的大哥曾在潮州鎮經營「本多寫真館」的分店，二戰後，劉安明的大哥於1950年自己開設相館，22歲的劉安明便開始在大哥的相館工作，同時閱讀日文攝影書籍自修攝影技巧。1954年，國民黨政府於換發國民身分證，是第一個全臺性的攝影事件，在大量的肖像照需求下，劉安明很快的成為炙手可熱的相館肖像攝影師傅，隔年便決定自己做「頭家」，開設「真藝相館」。
經營相館的收入讓劉安明有穩定的生活品質，但另一方面，他開始探索攝影作為謀生的一技之長以外的可能性。日本戰後的攝影風潮受到木村伊兵衛（1901-1974）等寫實攝影家捕捉了日本戰後百廢待興的社會景況，也因此影響了戰後臺灣的攝影發展。除此之外，1940年代晚期與1950年代，「三劍客」張才（1916-1994）、鄧南光（1907-1971）、李鳴鵰（1922-2013）也分別以不同的風格成為臺灣寫實攝影的先鋒。劉安明便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開啟他的攝影創作，1957年，號召屏東的攝影同好籌組「屏東攝影學會」，1960年開始參加「中國攝影學會」全國攝影賽，連續三年獲得佳作。於1965年成立「屏東單鏡頭攝影俱樂部」後，許多經典的作品便是在這個社群中完成的，投稿包括「富士」和「Pentax」等國際攝影競賽也屢獲佳績。
1960年代和1970年代是劉安明攝影生涯的高潮，這個時期正值臺灣產業轉型，傳統農漁村逐漸沒落，道路、電信、國民教育等軟硬體現代化建設逐一拉開城鄉差距的時期。然而，一般認為這個時期的臺灣寫實攝影並沒有展現等同於美國紀實攝影的社會批判精神。確實，與劉安明同一世代的攝影愛好者，騎著當時尚未普及的機車，在臺灣的傳統農漁村中尋找純樸的鄉土人文與傳統風俗樣貌，相對靠天吃飯的農家和討海的漁家等勞動階級，手握著相機的攝影者必然是擁有影像生產話語權的菁英。另一方面，寫實攝影並非現實的全貌，而是現實的產物，當時臺灣處於白色恐怖的戒嚴體制，任何過於凸顯社會問題的寫實影像，都可能冒著扭曲的政治審查風險。當我們閱讀劉安明攝影風格為「純真」時，也必需理解上述臺灣戰後的社會歷史脈絡，而不必然把這個「純真」僅歸因於攝影家本身天真質樸的性格所致。
有了這樣的認知，劉安明跨越四十年的攝影生涯更顯得不容易，他長期且頻繁地走訪包括美濃、旗山、隘寮、瑪家、里港、東港、萬丹、潮州等分佈於高屏地區的鄉鎮，呈現了臺灣南部閩客原多元族群的生活面貌，因而可以在他所持續關注的數個特定主題上看出臺灣社會的變遷，例如東港的漁業、造船業和王船祭、隘寮的原住民移墾區、美濃的惜字禮讚「送聖蹟」祭典、插秧曬榖、西瓜收成、蕉農午休、魚塭、蚵架、芥菜栽種與醃鹹菜、渡河流籠、乾旱的稻田與水災後的斷橋等等，可以看見臺灣社會產業、宗教、水文地勢與生活的緊密連結。
我們將以「勞動、休憩與祭典的組曲」、「成長的印記」和「觀看的姿態」三個子題來提供閱讀劉安明作品的三個方式。
參考文獻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真藝——劉安明攝影集》， https://youtu.be/PNlCEqm2WEM?si=eCVQnl0HDQzjz9Nz（檢索日期：2024.8.11）。
馬國安，《臺灣攝影家：劉安明》，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9，頁19。